3．记者在采写报道过程中应实事求是，做到不猎奇、不媚俗。在舆论监督工作中，不少记者特别是年轻记者热情高、干劲大，这固然很好，但也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。有的记者为曝光而曝光，对问题只停留在揭露上，而没有做进一步的思考；有的记者在批评报道的情绪表达上，把自己当成正义的化身，采用“青天式”手法，只顾自己出气，影响了客观对待批评对象；更有甚者，为追求所谓“轰动效应”、“吸引眼球”，不惜编造假新闻，最终导致自己身陷囹圄。北京电视台“纸馅包子”事件、网上盛传的“史上最毒后妈”事件等，都是让人深思的例子。
4．准确运用语言。记者，就是“记录的人”。这里的“记录”，不是单纯的“传声筒”，而是在事实的基础上融入记者的思想和主观能动性。但是，这种能动性不能超出其意义进行不自然的发挥，以致变更甚至歪曲了“发言人”的意思。记者通过舆论监督伸张正义，首先要熟知有关的法律、法规及新闻职业方面的有关规定，不主观捏造事实，而这一切均是通过文字的控制和表达，所以语言文字的规范尤为关键。舆论监督报道要做到叙述平实，不夸大事实、不添枝加叶、不妄加评断。比如报道某个劳模犯有某些错误，便说他是“假劳模”，是通过骗取他人的信任获得的。虽然报道的都是事实，但轻易用“假”字、“骗”字，就会引起不良后果。还有法律上的一些术语不可乱用。比如，对侦查中的嫌疑人一律称为“犯罪嫌疑人”，不得称“案犯”、“人犯”；对起诉中的嫌疑人一律称为“被告人”，不得再称“罪犯”，等等。有些报道还轻易使用贬低他人人格的文字，如“心术不正”、“居心叵测”等，也往往会构成侵权。
5．谨慎使用不公开身份的隐性采访。隐性采访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尚属空白。在暗访中，记者不应装扮成代表国家行使公共权力的人员、违法犯罪的“嫌疑人员”、改变其固有自然性别角色的人员。记者应以观察者或是一般性的第三者身份介入，不应成为新闻事件的决定性力量，更不能干涉事件的发展、影响事件的进程（制止犯罪除外），不能有制造新闻的嫌疑，影响媒体的社会公信力。记者在公共场合将所看到的或所听到的记录下来，不存在“偷拍偷录”的侵权行为，可以免责；但是在私人场所将所看到的或所听到的记录下来，必须征得当事人同意，否则即为侵权行为。中央电视台对隐性采访就有严格而明确的规定：一、有明显的证据表明，某行为是严重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；二、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收集材料；三、如果暴露记者身份难以反映真相；四、经制片人同意。
综上所述，在认清新闻侵权典型形态的基础之上，正确防范新闻侵权事件的发生，应当是每一家新闻媒体及其新闻人关注和警惕的问题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