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6月7日，高考当天，记者卧底跨省替考组织在南昌参加高考，随后南方都市报发布调查报道，并主动配合警方端掉该替考团伙。 7月7日，江西省教育厅通报称，此事件中共有42人被处理———6名替考组织者及中介人员由公安、检察机关立案查处；7名被替考考生和7名替考者，按教育部第33号令及相关规定处理；涉案的22名公职人员分别给予相关处分。 日前，因此次替考被开除学籍的一名大学生“枪手”敖辉(应替考者本人要求，本文使用化名“敖辉”)致电南方都市报，表达悔恨之情，希望得到社会原谅和帮助，给他机会从头再来，他想找份工作减轻家庭负担。他同时认为替考罪应入刑，明晰替考产业链上每一个环节的处罚规定，以此遏制替考行为。 农村娃因拮据替考挣钱 “我们村经济落后，好多人小学、初中就辍学了，我高考那年就几个同学考上大学，我是考得最好的。”敖辉告诉南都记者，他曾在全市统考中考进前十，然而2012年高考那年，他的成绩并不理想，只高出了一本重点线30多分，担心复读压力大、加重家里负担，敖辉最后报考了武汉一所高校并被录取。 敖辉说，敖辉在大一那年综合测评排名专业第一，并荣获校三好学生、校优秀共青团员、志愿服务先进个人等荣誉。南都记者从多个渠道予以证实。 敖辉的一名邻居告诉南都记者，敖家家境不好，在村里现在连屋都没有了、在郊区租房，父母从前务农，近几年外出打零工供敖辉读书。这名邻居回忆说，“那孩子从小就聪明、发奋，孝敬老的，爱护小的，逗村里人喜欢。” “父母在郊区租房，在学校我一个月生活费500元，经常吃泡面，有些常用的日用品也不买，能不参加的集体活动就想法子不参加，就为省点钱。”敖辉说，他在校生活拮据，同校有学长反复劝他去做“枪手”，称一切都买通了，即便考上二本院校，报酬也足够下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了。 敖辉说，起初他都拒绝了，“毕竟好不容易从农村鲤鱼跳龙门，觉得高考很神圣公平。”不过学长反复劝他，并扬言有成功经验，能确保替考安全，几度攻势下他还是决定试试。 一度放弃 头目说“都打点好了” 参加高考替考前，替考组织反复强调，一切都打点买通好了，替考组织能做出头像与枪手一致的真实身份证和准考证，但刷机验证文字信息显示为考生本人。这种做法在行内被称为“软考”，即风险最低的模式。 5月底，敖辉才得知替考地点并非此前说的山东，而在江西省南昌。到考前一日，替考组织并没有做出“软考”证件。包括南都卧底记者在内的“枪手”，最后只能拿考生身份证进场。 南都卧底记者亲历证实，替考小头目“赵哥”考前曾反复劝慰大家，“莫担心，一切都打点好了。敖辉坦言，考前他不确定是否能顺利进入考场，并曾进考点后躲在厕所不参加考试。但他很快发现“枪手”上厕所都有人跟踪。 “进考场后还想出考场躲进厕所，但监考老师已在宣读考试纪律，无法出考场了。”敖辉还记得，在考场内胆战心惊、常写错字，光是填准考证号就仔细确认了好几次，监考老师走过身旁也异常紧张，生怕被发现。 回忆替考过程，敖辉称，进考场时监考老师仅用仪器检查身上有无作弊器等东西，并未仔细对比证件，对照花名册时也未发现异常。考试结束后，他被要求留下，并被没收了证件。随后他借机溜走，与其余“枪手”会合。 “我说不敢考了，赵哥说证件能拿回来下午继续考，我心慌了，说不管怎样都不考，那边威胁‘由不得你’。”敖辉称，吃午饭时他打开手机，看到同学转发的替考报道，不久“赵哥”即通知大家收拾东西走人，于是几个“枪手”分头离开。 次日，敖辉便被警方抓获，随后该替考组织“枪手”全部被抓。 在看守所恐惧绝望悔恨 “在逃离路上，想过去自首，也想过会被开除。”敖辉回忆，离开南昌时他并未刻意隐藏身份，用身份证买了实名认证票。他说，在长途巴士上内心复杂，极度焦虑、恐慌，闭着眼睛又睡不着，想哭又怕被旁人发现，想过关机逃过警方定位，但过一阵又开机了。 “不管逃到哪都会被抓住。”敖辉记得，被抓时他大脑一片空白，还被戴上了手铐，“即便该来的还是来了，但依然很痛苦。”不过他并未拒捕，而是主动向警方交代了替考前后过程，并提供了相关线索、配合警方破案，“争取宽大处理。” 让敖辉意想不到的是，最初他以“伪造证件”为由被拘留，随后被关进看守所，关在一起的还有吸毒的、杀人的。 有时候他还乐观地顶嘴说自己没罪，但失落而绝望的时候也想过，最坏的结局是坐牢。为此，他托民警向父母带话，“自己犯的事，自己承担后果，别太担心，不要为我的事给家里加重负担”。 “在看守所度日如年。”敖辉说，最初他无法获知外界的消息，白天闷在里面等着“放风”，晚上睡不着觉，就望着天花板，想一切可能想到的事情，默默流泪。 让敖辉印象深刻的是，看守所里面一个经济犯罪的50多岁的男人对他讲，“你还年轻，还有机会从头再来，年轻人要沉稳、一步一个脚印，才能厚积薄发。” 回到村里觉得抬不起头 “在看守所，想通了一切。”敖辉说，在看守所感受最多的就是后悔。“不该为了钱、解决(家里的)困难，把学业和前程赌上去。我很糊涂，没权衡利弊，幼稚，侥幸。” “我认真读过卧底记者的替考报道。”敖辉说，替考报道是真实客观的，没有虚构，报道会让“枪手”和替考组织有所止步，减少替考行为，“我受过高等教育，也想得通。” 敖辉说，他们这样的大学生“枪手”就是冲着一本去考的，对高考生尤其不公平，他们考上了就意味着有人因此被顶掉。“我是农村出来的，我知道很多寒门学子考上大学有多不容易。” “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不明白法律上对替考的规定，希望能明确，不然以后还有人钻空子。”敖辉还呼吁将替考罪列入刑法，对替考组织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，不能放掉落网之鱼，这样才能真正遏制替考。 敖辉回忆，走出看守所一瞬间，他望见远处的父亲，咬着牙没让打转的眼泪流下来。他得知了被学校开除学籍的消息。南都记者亦从该校证实这一处分决定。 “回到村里也觉得抬不起头，对不起父母。”敖辉说，获知开除学籍后觉得丢脸、前途茫然。他也注意到学校有诸如学霸榜样崩塌的议论，他不敢与任何同学去联系。所有的关心、惋惜似乎都在揭伤疤。 想找一份工作重新出发 从前放假回家总有人以敖辉为榜样上门讨教学习，如今父母悄然躲开。敖辉坦言，替考这件事不仅让自己受到惩罚，也让农民出身的父母受到了很多误解和委屈，他决心发愤图强回报父母。 敖辉的邻居也向南都记者感叹，“他就是一时糊涂啊，挺好的孩子，村里也都知道了，很同情他，希望他将来能好好的。” “父母跟我说，农村人出来不容易，到哪都得踏踏实实，你还年轻，以后不管做啥不要侥幸，万万不能干违法的事。”作为独生子的敖辉说，父母想让他继续读书，但他不想再加重家里的负担，希望找一份工作。 说到工作，敖辉言语当中恢复自信，“我觉得自己有创造性，组织、策划、沟通能力强，适合做市场方面的工作。”敖辉希望得到社会的原谅，想找一份月薪4000元的工作，最好离家近，方便照顾父母。从学徒做起也没问题，“我能吃苦。” “在哪跌倒在哪爬起来。”敖辉向南都记者坦言，他考虑过通过自考等方式拿到本科文凭，真心希望得到社会的帮助，重头再来，将来有所作为，有所贡献。 对话 “自己的错自己承担，受了惩罚想从头再来” 南都：做“枪手”有过挣扎吗？ 敖辉：起初拒绝过很多次，但受到学长的蛊惑和反复诱导，说替考组织买通了一切，风险低，如果考上那笔钱够下学期学费和生活费，能为父母减轻负担。 南都：你怎么看待替考？ 敖辉：我们做错了事，但我们也是受害者。替考本身破坏公平，考生不会主动找“枪手”，一般是家长主动为孩子找路子，如果没有家长的需求，也就不会有替考。找“枪手”的家长也应该承担责任和后果。 南都：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替考组织才能有效减少替考行为？有网友说要设立“替考罪”。 敖辉：我支持在刑法中设立“替考罪”。因为一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该怎么处罚替考组织，替考组织利益链上的每一个人，包括“枪手”、伪造证件的、各环节的组织者还有被替考者的家长，都要明确怎么处罚。像我们大学生“枪手”被开除了，那毕业的呢？如果没明确规定，以后还是有人凭侥幸钻空子。 南都：你怎么看卧底记者的报道？ 敖辉：说真心话，被关(看守所)的时候，反感过卧底记者和报道，但时间很短暂，毕竟我也接受过高等教育，自己的错自己承担，更多的是后悔。 南都：后悔什么？ 敖辉：不该为了钱，为了解决(家庭的)困难，把学业和前途赌上去，而且很糊涂，没权衡利弊，幼稚，侥幸。 南都：家里人现在什么看法？ 敖辉：受打击最大的是父母，村里本来大学生就少，当年高考我争了光，但现在一家子在村里抬不起头。母亲身体不好，那阵子整天以泪洗面。 南都：未来有什么打算吗？ 敖辉：事情已经出了，父母说我还年轻，说以后做什么都不能侥幸，更不能干违法的事。农村人出来不容易，要脚踏实地、不能拿前途去赌。父母希望我读书，但家里经济困难，我宁愿参加工作来减轻父母负担，再苦再累都不要紧。 南都：有信心吗？ 敖辉：对，我做错了事受到了惩罚，但我想从头再来，我想自己爬起来，希望得到理解和帮助，我想找份工作，希望将来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。
